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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经典系列:精神分析与战争神经症概论

精神分析与战争神经症概论-1919

弗洛伊德

译者:张涛

 

 

Internationale Psychoanalytischeche Bibliothek的开卷本

 

 

这本关于战争神经症的小书-我们的《国际精神分析学》(Internationale Psychoanalytischeche Bibliothek)的开卷本-涉及直到最近才在最大程度上成为热门话题的便利来处理这一主题。19189月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五次精神分析大会上进行讨论时,来自中欧大国最高阶层的官方代表作为观察员出席了,查阅了会议文本并参与了其他会议过程。第一次接触的希望结果是承诺建立精神分析中心,在那儿,接受过分析训练的医师将有空余的机会来研究这些令人困惑的疾病性质以及通过精神分析对其进行的治疗效果。在这些建议付诸实施之前,战争已经结束,国家组织崩溃了,对战争神经症的兴趣也转移到了其他方面。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当战争条件停止运转时,战争带来的大量神经障碍便同时消失了。不幸的是,失去了对这些情感进行彻底调查的机会,尽管我们必须补充,这样的机会早早复发并不是被希望见到的一个结果。

 但是,尽管这一幕现在已经结束,但对精神分析的传播并非没有重大的影响。迄今没有采取任何精神分析理论方法的医务人员,在其作为陆军医生的职责过程中不得不应对战争神经症时,与他们进行了密切的联系。读者将能够从Ferenczi的论文中收集到犹豫和掩饰之下的这些亲密接触。精神分析早在和平时期的神经症中就已经意识到并描述了一些因素,包括症状的心理成因、无意识的本能冲动的重要性、疾病(主要是逃入疾病)在处理精神冲突中所起的作用-被观察到在战争神经症中同样存在着,并且几乎被普遍接受了。Simmel的研究也表明,通过宣泄法治疗战争神经症可以取得什么杨的成功,众所周知,这其实是通向精神分析技术的第一步。

 

但是,没有必要考虑到这些进行精神分析的方法意味着对立面的任何的和解或是安抚。假设到目前为止,有人已经拒绝了一系列相互依存的命题的整体,但是现在突然发现自己有能力说服自己相信其中一部分的真实性了。可能有人认为他会开始对自己的反对意见是犹豫不决的,并允许自己有不同的期望,即他没有亲身经历并因此无法对自己做出判断的另一部分也可能会变成事实。这是真实的。精神分析理论的这一部分,与战争神经症的研究并没有过接触,其作用是在症状形成中表达的动力是性欲的,而神经症则是由自我与否定性的本能之间的冲突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性”应从广义上理解,将其用于精神分析中,不要与狭义的“生殖器”概念相混淆。)现在,这确实是事实,正如欧内斯特·琼斯所说。在他对该书的贡献中,该理论的这一部分尚未被证明适用于战争神经症。这可能证明它尚未完成的工作。战争神经症可能完全不适合于该目的。但是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们,他们对性的厌恶显然比他们的逻辑要强,一直急于宣布对战争神经症的研究最终驳斥了这部分的精神分析理论。他们在这里犯了些许混乱。如果对战争神经症的研究(以及当时的一个非常肤浅的研究)没有显示出神经症的性理论是正确的,那与表明该理论是不正确的那件事则有很大的不同。在公正的态度和一点善意的帮助下,应该不难找到进一步澄清这个问题的方法。这与表明该理论是不正确的事实大不相同。在公正的态度和一点善意的帮助下,应该不难找到进一步澄清这个问题的方法。这与表明该理论是不正确的事实大不相同。在公正的态度和一点善意的帮助下,应该不难找到进一步澄清这个问题的方法。

战争神经症因其与和平时期的普通神经症有所不同,因此应被视为创伤性神经症,其发生已成为可能,也可能是由于自我冲突引起的。亚伯拉罕的论文为这一冲突提供了很好的证据,琼斯引用的英美作家也承认了这一冲突。冲突是士兵的旧和平的自我与新的好战自我之间的冲突,一旦和平自我意识到由于新形成的寄生性的影子的轻率而丧生的危险,冲突就会变得尖锐。同样,可以说旧自我通过逃逸到创伤性神经症中来保护自己免受致命危险,或者说它正在捍卫自己免受威胁自己生命的新自我的侵害。因此,滋养它们的土壤-战争神经症的前提条件似乎是一支国民军。他们不可能出现在一支由专业士兵或雇佣军所组成的军队中。

 

战争神经症电影截图

 

除此之外,战争神经症只是一种创伤性神经症,据我们所知,在经历恐怖的经历或严重事故后,和平神经症也发生在和平时期,没有提及自我冲突。

 神经症的性病因学理论,或者,正如我们更喜欢说的,神经症的性欲理论,最初仅是针对和平时期的转移神经症提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分析技术很容易被证明。但是将其应用于其他疾病,后来我们将其归为自恋型神经症已经遇到了困难。普通的精神分裂症、偏执狂或忧郁症本质上是不合适的工作材料,不能证明性欲理论的有效性或作为对性欲理论的最初的引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疏忽了转移神经症的精神病医生无法去接受它。但是在这方面,和平时期的创伤性神经症一直被认为是最难治疗的。因此战争神经症的出现无法将任何新因素引入已存在的情势中。

在提出和应用“自恋力比多”的概念后,才有可能将性欲理论扩展到自恋性神经症。自我的满意度通常只存在于对象中。性观念的这种完全合法的发展有望为更严重的神经症和精神病实现尽可能多的成就,这一理论可以从经验的角度进行探讨。一旦我们对毫无疑问地存在于恐惧、焦虑和自恋性欲之间的关系的调查取得了成功,和平的创伤性神经症也将适用于这一计划的。

 创伤性神经症和战争性神经症可能会大声地宣告致命危险的影响,并且可能会保持沉默或仅以爱情中挫败感的默默地在说话。但是,另一方面,和平时期的普通转移神经症并没有致死性的病因性的存储,而致命性危险在前一类神经症中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有人认为,放纵、良好的生活和不运动会促进和平时期的神经症,这与战争神经症发展的生活条件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如果他们效法对手:精神分析家作为榜样,如果发现他们的患者由于恋爱中的挫败感而患病(由于力比多不满足的说法),则必须坚持没有危险神经症之类的东西,或者受惊吓后出现的不适并非神经症。当然,他们没有维护任何此类东西的概念。相反,他们想到了将两个明显不同的事实集合放在一个假设下的便利可能性。在创伤性和战争性神经症中,人类自我保护自己免受危险的威胁,这种危险来自无自我的威胁或表现为自我本身所承担的形态。在和平的转移神经症中,自我捍卫自身的敌人实际上是力比多,其需求似乎令人生畏。但在这两种情况下,自我都害怕受到伤害-在后一种情况下是由性欲造成的,而在前一种情况下是受到外部暴力造成的。实际上,可以说,在战争神经症的情况下,与纯粹的创伤性神经症相反,并且更与转移性神经症相近,所担心的仍然是内部的敌人。阻碍这种统一假设的理论上的困难似乎并非是无法克服:毕竟,我们拥有描述压抑的完美权利,压抑是每一种神经症的基础,是对创伤的反应-作为基本的创伤性神经症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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