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个多么专注和正式的采访，我们只是在不经意之处轻轻的触碰了一下对方，所以，这是一个“轻访”。
少年时代，我家旁边的河畔上开了个叫“左岸”的酒吧。里面有美丽的塞纳河以及各种法国风情的照片，那是我对法国最初的认识。
所以我认识古维兰，不是因为她是的翻译也不是因为她的知识，而是在2016还是2017的年会晚宴上，她就坐在我的旁边。她的瘦削轻盈，笑靥如花，知性优雅，她用充满了异域风情的调调强行说着中文等等这些都勾起了我对小时候那间酒吧的记忆。
所以，在人群中，我多看了她好多眼并合照。遗憾的是，我不是一个善于保存的人，合照在换手机的时候搞丢了。正当我翻箱倒柜找旧手机的时候，古维兰发来了我们以前的合照，我心里顿生一丝丝暖意。什么样的人，才会保存跟一个并不熟悉的人之间不经意的一张照片呢？


横跨，横杠
打开视频，小古人淡如菊但神采奕奕，毫无防备的笑容和善得如同刚刚昨日才别离的闺蜜，我有点心软，暗暗提醒自己不要问太犀利的问题。于是问她在哪儿呢？她笑笑说在北京的家里。瞬间八卦之火在心里便悄然升起，我不太打算手下留情了。
莫：噢，你都在北京有一个家了？古：是的，我在北京已经三年半了。
莫：我对你很好奇，同时也觉得你很神秘，例如你从哪里来，来北京做什么？我们所了解的你的精神分析专业之外你都做什么？等等。古：哈哈哈，好吧，我并不是一个神秘的人，我的家乡在法国，我是做风险管理的，白天在保险公司工作， 这份工作很有趣，跟翻译的感觉完全不同，不过对于精神分析我更感兴趣，更喜欢。精神分析与风险管理这两者我能拧清。因为工作就是工作，喜欢的事情也不完全是工作，工作是为了赚钱，为了活下去。至于精神分析、翻译等这些里面肯定是投入了一个很大的感情，应该也是一种缘分。

缘起，拾起
莫：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精神分析的呢？
古：大概是14岁的时候，我们法语老师上课的时候讲弗洛依德的理论：男孩希望跟母亲结婚，女孩希望跟父亲一起，我当时觉得很惊奇，这应该是播在我心里的第一颗精神分析的种子。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很多时候我跟闺蜜会兴趣盎然的聊到很晚，就是讨论这些精神分析理论，之后上大学，也就是到了我要去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了，那时候也考虑过要学精神分析，但是那时候我以为学精神分析的话需要先学医学，大概需要15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对于我来说太长，我就放弃了。然后选择了汉学，开始跟中国有了链接。
大概是2003年，我到了中国成都，在世界银行工作，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身边发现了成都精神分析中心，于是通过了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霍老师。记得那时候我妈也来看我，我们两个去跟霍老师吃午饭，在这个很小的地方，我们开始讨论俄狄浦斯情结等弗洛依德的理论，吃完饭后霍老师说：你来参加我们的讨论班吧。于是我就来了中心，每周六都跟大家翻译精神分析词典，他们晚上讨论的时候我就帮忙翻译。到了2005年中心的精神分析大会，是另外一个人做翻译，Renee。2006年，当时我在德国工作，本来只是想回去一趟成都参加大会，但这个时候大会竟然一时找不到翻译，就让我上了。此后我就每年都参加大会的翻译，好像是成了一种习惯。当然，每一年我都在很努力的想要提高自己的水平。

莫：很多外国朋友说我们中文可能是世界上最难学的一种语言之一，你学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古：是，挺难的，我1994上了海德堡大学，那时候上大学的基础学科是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历史学要求学拉丁语，我对拉丁语一点都不感兴趣，对于一种死了的语言，我是真的觉得没有必要再去学它，于是继续筛选，就选了中文，很微妙的感觉。中文这个语言用文字、用声音以及文字的形式和语音，同时有符号也有想象，我觉得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是学习中文确实需要花非常多的时间，一开始的时候必须像小朋友一样一字一音的学，你没有别的办法。但是我觉得每一种语言都有它的难度，中文的语法很简单，对于我来说很简单，因为法语的语法太复杂了，例外也太多。

无法到达的彼岸

莫：但是翻译精神分析，这里面涉及的专业术语跟我们日常的语言应用肯定有非常大的不同，这个你怎么处理呢？古：作为翻译，我觉得最重要是你怎么能把被翻译者的意思表达得出来，你可以法文，中文都懂，但是中间怎么转换？这个很不容易，我写过一篇关于翻译的文章，里面有谈到翻译的难度：意思是翻译永远是个叛徒，你没有办法把另一个人的意思全部表达出来，因为在语言，或是文字上都有很多复杂性，即使是你都意会那个意思，但是如果用另一种语言去表达，肯定有一部分是无法翻译出来的。
所以要做一个完全诚实的语言搬运工是不可能的。在这个程度上你永远有一部分是表达不对甚至是完全没表达出来的，这就是很冲突的一个点，你永远不是完美的，因为无法达到一个能把所有都翻译出来的水平。

莫：你接受吗？永远有一个地方无法到达的这种状态。
古：我现在当然接受了，毕竟做了15年的叛徒了。成都精神分析中心都只是成立了20年而已，我就在这里面做了15年的叛徒，这漫长的岁月足以让我清楚的知道了每个翻译都存在这个问题：语言的表达是有限制的。
莫：因为机缘巧合你认识了霍老师从而深入的进入了我们中国拉康派的精神分析，在此之前你在很年轻的时候也触及了精神分析的某一部分，那么你觉得对于精神分析，或是拉康派的精神分析有多少的了解呢？古：现在了解了多少我不知道，就是觉得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去分析一下，去多了解一下拉康、弗洛伊德，以及他们有什么区别啊这些，那时候都不太懂。虽然很感兴趣，但是也仅仅是兴趣而已，没深入的去挖掘，很遗憾。目前而言，应该至少比以前了解多了，而且在慢慢的增加。因为每一次翻译的过程也是学习精神分析的过程。口译是一个很快的过程，要非常快地把这个意思传递出去，但是有时候我的笔记很乱，所以我回家后都会回顾一下，看一看，想一想自己到底翻译了什么东西？然后就会发现：这个人讲的有意思，另一个讲的，哎呀，也很不错！这样的回顾能让我领会很多东西，自己再去找一些书来看，但是我知道即便是这样，仍然还是不够的。

莫：如果说你觉得不够，不想止步于此，那么你有考虑做一个自己的分析吗？
古：有的，我已经做了三年半的个人分析，在此之前我在德国也做过两年分析，相比之下，我感觉这次的效果会更好一些，是法国的，不完全是拉康派但是很接近拉康派的一个分析家。
莫：你是认识了霍老师之后去做的个人分析还是在此之前呢？古：我最初的分析是2006—2008年，这是在德国做的。后来到了北京又开始了我的第二段个人分析。
莫：为什么那时候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分析呢？古：两个方面吧，一是个人的原因，我当时在生活里面临了一些困难，遭遇了一些人际的困难，对自己有一些不满，不知道自己欲望到底在哪里？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样的选择？而且也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想要了解自己到底怎么了？我想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开始了分析，不是说想要成为更厉害的、更完美的、更了不起的人，而是要真真正正的去理解自己！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完全接受自己的话，我明白这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分析。
而另一方面，我觉得需要了解更多精神分析这个过程。去看，去感受这个工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工作。分析到了现在，偶尔也会冒出：自己能不能抛掉现在的职业去做一个分析家？这种念头。那到底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我还在考虑，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选择，如果我放弃一些旧的东西去选择一个新的东西，就会面临全新的风险，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我需要时间慢慢去做这个决定。
莫：现在你看来，这个分析真正帮助到你了吗？古：我觉得有很大的帮助，例如我面对的一些人际关系的挑战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思考：我的问题在哪里？对方的问题在哪里？在此之前我老分不清楚到底是我错了还是对方错了。还有一个就是选择，比如说我要生活在哪里？我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些都需要一个分析来帮助我做一个决定。

莫：这么说你会不会在你所了解的中国拉康派分析家与你所知道的法国拉康派分析家之间有一个不自觉的比较呢？
古：这个很难比较，在我认识成都精神分析中心的分析家们的十五年间，他们对精神分析的理解和学习有非常大的变化，目前我觉得他们有些人跟法国的专家们完全在一个水平线上。当然，所存在的差异性也是有，但这是一个文化差异，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法国人结果是一样的。例如我所了解的霍老师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不同，但是整体来说根本的东西是一样的。
莫：十五年的精神分析翻译生涯，你无疑成了我们中国拉康派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见证者，你能说说你眼里中心这十几年来的变化吗？古：有很大的变化，不管是在专业水平上，人的培养方面，跟其他学派的接触度等，这些变化都特别大，再有一个就是我最近能感受到我给他们翻译的时候，可能十五年前他们的一些想法还不是特别确定和成熟的，但现在完全不同了，不管在理论上还是临床上，都非常专业了！这里面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有些人的临床水平更强，有些人的理论水平更强，不管哪方面，他们都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工作。

莫：你做过别的学派的翻译吗？
古：没有。我除了中法两种语言外，也没有做过其他语言的翻译，所以无法在这些地方有一个对比，很遗憾。但是听了十五年的拉康学派的研讨，我觉得它无论在理论或是临床的专业性，还是对人性理解的深度，也许都比别的学派要更棒。
莫：在做专业的翻译之余你有接待临床吗？古：目前没有，因为这个涉及我的时间安排等问题，而且说实话，我自己也没有准备好，总觉得需要一个过程，如果真的要做的话，我需要百分之百做这个事儿，不要再兼顾现在的工作，因为好像也不能说：先试试看，先做一点点？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去只做一点点，有一个责任在里面，如果我试一下就扔了，那是不行的。
莫：嗯，感觉你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啊！古：应该说是的，有的时候就是太认真了。翻译也是，搞得自己很辛苦，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人在说另一个人的理论，我就需要去证实，去核查，到底原本的东西是不是像这个人说的那样。而一个翻译的本职就是需要如实传递这个人的意思就行了，你不需要去理会正确与否，你就翻译出来就行了，但是我总是要去求证一下。
莫：这确实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你是要做一个自己认为正确观点的翻译，还是一个真正的如实的传声筒？古：我现在懂得了完全不要把自己放进去，其实翻译的过程跟精神分析临床的过程还是有一点点相似的。就是说分析家的干预不可能掺杂很多自己的东西，要到达这个水平必须要对自己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否则也没办法做到。翻译必须要意识到：你想要放进去什么东西？我最开始跟霍老师探讨过这个，结论就是要更贴近地去翻译！即便是对方的语言很别扭，很不通顺，但是很接近原来的语言，哪怕表达出来不太好看不太好听，你也要很接近原本那个意思去翻译，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也需要时间。


莫：从你开始学习中文，就注定了你要来我们中国？或是别的什么原因呢？
古：读高中的时候有老师讲过中国的历史，我当时就很感兴趣，在海德堡大学学习中文的阶段令我对中国又有了更多的好奇。我第一次到中国是1994年夏天，在北外留学应该是95、96年，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而且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人比较能接受新的事物，也很快能接受外来的东西，很灵活，人也很善良，这些都是我特别喜欢他们的原因。
说到这里我忽然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缘分：我们法国五六十年代时有一首歌，歌名是《Le Dernier Repas》，歌手是Jacques Brel。我妈妈特别喜欢他，这首歌，里面提到他最后的晚餐，歌词是这样的：我要喝阿尔布瓦的黄葡萄酒，（阿尔布瓦就是我妈的家乡）。另外一句是：最后的晚餐要邀请一些中国人——他们是我的表弟。（然而“表弟”也是我的姓）!
你看，某天忽然发现这种链接的时候是多么的惊喜！我妈的老家和我喜欢的国家放到一起，这个感觉太美妙了，太神秘了，就是拉康派的分析家肯定也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链接。
莫：你在我们中国有不习惯的地方吗？古：有，有一些东西是不太习惯的，但是没有影响到要放弃待在这个国家要回法国的想法，我还是把中国当成家。我对这个国家的喜欢盖过了那些不习惯的东西。前几天还有朋友问我如果在中国的工作合同到期了怎么办？当时思考了一下：觉得自己还是不想离开这个国家，这个就不是工作的原因了，是我对中国的感情的存在，所以我不愿意离开的，我会想办法留下了。
莫：全世界人都知道法国的香水，化妆品在女人中所享有的盛誉，如同法国女人的优雅和性感。那么你在中国这些年，对中国的女人是什么感觉呢？
古：我觉得，中国女人很关注自己存在的状态，例如：身材，皮肤，身体健康等等，她们关注的点可能也会很特别，我在中国城市的一些大街上看到她们穿得非常非常自由，有一些衣服我肯定不敢穿，但是对于她们来说，这是个非常自由的事情。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中国的女人在工作当中，社会地位等，大部分都比我们欧洲的女人高。当然我不是说她们不会面对男尊女卑的这种情况或是被欺负的情况，但是这种状况在世界各地都有，不是中国特有的。总体来说，在中国，女人的位置很显著，她们能工作，能创业，还能作为一个老板，都没有问题，而且她们还能参加一些工作之外的活动，这些都证明她们的自主性，独立性都更强。然而这个在欧洲，比如德国几乎不可能的。当然，有时候我们自己对自己不一定有这种感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处在各种家庭，工作等压力之中。但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对比的话，整体来说，这是要比欧洲强的，虽然说还没有到最让人满意的程度。
莫：嗯，那么男人呢？那种男人会让你比较有感觉呢？哈哈哈……


采访到此结束了，因为我还没笑完，小古的脸就倏的红到了耳朵根，这让我忽然觉得不忍心再狙击下去，有些东西就这么轻轻的碰一下，然后悬起来，也挺好，或许没有彼岸，或许该接受我们总是无法到达。
莫华2019年中秋夜于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