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若英到脱不花，那些婚姻里的逃兵做对了什
我们这代女性，30岁以后，很多人都在完成一件事：去性别化。意图逃离女性时间表，成为一个拥有完整人格的、独立的人。
有人选择不婚不育，她们在“去性别化”方面做得更彻底；
在这个循序渐进的成长过程中，女性前期的兼顾与平衡，是为了最后拥有取舍的能力。
无论是刘若英还是脱不花，最终，当她们决定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不约而同地做了“婚姻的逃兵”，从太太、母亲、女人的身份中拔出来，像男人那样去战斗。
当男性不再做传统意义的好男人，谁都没有资格再要求女性做传统意义的好女人。
这个时代给女性的机会，是学自己想学，做自己想做，赚取属于自己的钱财，拿回属于自己的地盘。
女性为难之处，在于我们多了一个子宫，同时必然多了兼顾与平衡的义务。
结婚与生育，几乎对男性的学习、职场、健康、形体甚至兴趣、社交，不造成任何影响和改变，然而女性的人生，被一场生育，分成了婚前婚后、孕前孕后、育前育后。
放弃学习的机会、升职的机会，选择为了孩子，混在职场，甚至退回家做全职太太。
我敬仰全职太太，但总觉得这个取舍，对女性而言，做得越早，风险越大；因为在法律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你舍弃的那些，可能正是今后谈判的筹码。
二十多岁的时候，女人天真幼稚，善良还没长出牙齿，以为付出，必能收到珍惜与珍重。
等到三十岁，做过一些选择、遇过一些难事、看过一些故事，才明白活得好的女人，都有议价能力。
年轻时，对辛苦的承受能力最强，能兼顾的，咬牙兼顾；能平衡的，尽量平衡。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议价能力只有子宫，像吴佩慈那样趁年轻拼命生孩子，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不是我认可和赞同的选择）。
脱不花17岁离开山东老家，在北京白手起家，当她走入婚姻的时候，已经拥有了明确的社会身份，加班晚归的时候，没人敢说：“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去哪儿疯了……”。
刘若英45岁结婚。结婚的时候，她的身份是著名歌手、演员、作者，金像奖、金钟奖、百花奖影后。
赚钱能力，决定女性的话语权，同时决定了我们有没有资格做婚姻的逃兵，可不可以在某些时刻，做出取舍，勇敢地对孩子说，妈妈爱工作，你要尊重我。
一件是永不放弃自己的议价能力，哪怕辛苦一点，也要做强者，强者苦一时，弱者苦一世；
第二件，适时放弃完美人设，在家庭中引入合伙人机制，无论保姆还是伴侣，只要他们能做的，我们坚决不做。
重新定义自我，全方位释放作为一个完整个体的责任与义务，是时代给女性最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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