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说明这种转移的使用，我将从记忆中提取两个例子。温尼科特告诉一名患者，在一次看似微不足道的童年事件的叙述之后，他流下了大量的泪水而且感到惊讶：“你现在正在流下你当时无法流下的所有眼泪。”
 

第二个例子来自儿童精神病学治疗咨询一书【本书已有中文译本，译者注】，在与孩子会面结束时，Winnicott意识到他让患者处于沮丧的状态。他在到达楼层时出去，但发现孩子不在那里- 他刚才乘电梯了。温尼科特跑下楼梯一路到地下室才赶上他，确信孩子错误地按了地下室按钮，事实证明是这样的。这个例子需要两个观察。第一个是针对像你这样的年轻精神分析家。这是一个很好的临床故事，但你应该知道这种类型的转移往往会引发这种情况的发生。它们是这样一种事实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转移涉及精神的不会习惯的区域，引起极不寻常的事件。第二个涉及临床情况的内容和含义。温尼科特觉得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因为他认识到他被分配到最初在关键时刻- 也就是说，当孩子最需要某人的支持时-抛弃掉孩子的地方了。当在分析设置中重复创伤情势时，当分析家处于为创伤负责的人的位置时，他必须离开这个地方，以便在他与患者内心中的孩子的实际遭遇中发生的情景可能发散出来，而被结束或被推翻。分析家的天赋首先要知道他拥有这个位置，然后再去找到一种离开它的方法。
 

创伤情况的重现是患者的创造 - 一种创造，而不是任何奇怪的操纵性机能的结果。在分析中重新创造创伤情况的前提是患者对精神分析家非常地有信心，并且他自己愿意承担最大的风险。事实上，如果分析家无法识别正在重演的情景，患者就有可能遭受再度被抛弃的悲惨后果。我们必须记住，在这里我们不处理与压抑有关的表象的安顿和转移。什么在这里被移置，什么交叉在一起，是他人关系的实际的痛苦时刻的碎片，虽然从未被遗忘，但仍然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们吞没掉了主体。
 

这解释了为何分析家对结束创伤性重复的恶性循环的自信慢慢就会造成的巨大的伤害。因为分析家预测分析环境中创伤的情况重新出现的自由度，取决于患者内部世界的分裂程度。正如你将看到的，有时这个维度完全就不存在。很久以前，我和一位患有内因性忧郁的精神结构的病人一起工作多年。我非常喜欢她，并设计了一个适合她的日程安排的治疗环境，这与她的想象一样地复杂。我所有的兴趣，我所有的奉献都不足以说服她我是不恨她的，不想要摆脱她......等等。我经常被这些指责所累。她每周的第三次会谈是星期五早上七点半，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时间，但如果我们每周见面三次，这确是唯一的选择。
 

一个星期五，我在八点十五分钟醒来，正好是在会谈结束时。那天下午，她打电话给我，看看我是否还好。接下来的星期一，在没有提出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她躺下来，在短暂的沉默之后，开始谈论我们在她的会谈中讨论过的事情。我打断了她，问周五她对我缺席的感受。她回答说我一定是因为某种原因无法在那里。我说我的印象是她真的不想让我们讨论此事。她以激进的语调，结束了讨论，她说，即使是分析师也可能被拘留，无法预约，而且她并不那么愚蠢，认为我没有私生活。我感谢她对我的问题表示关注，就像她一直关心她母亲的问题一样，但我坚持认为我们在那里是谈论她的感受。她简短地回答说现在谈论它还为时过早;我回答说我想象她感到非常孤独，被遗弃，被拒绝。她默默地哭泣，说这太糟糕了，她曾想过自杀。所以我告诉她实际上发生了什么，结果她的痛苦结束了，并且充满了野蛮的愤怒：她说她一直都知道我不关心她，我只对她的钱感兴趣，我希望她像她母亲一样死去，等等。
 

我同意她的看法，这一事件可以被解释为证明她多年来一直对我提出的指控是合理的。我补充说，如果我们都认为这是看待事物的唯一方式，那么我们就必须结束分析 - 因为我会占据一个真正想要毁灭她的人的地方，这将使精神分析的工作不可能。但我说有另一种解释这个事件的方式。我们可以认为发生的事情是由她引起的，这是她为证实她的指控而创造的东西，并使我成为一个可以帮助她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该事件应该被视为分析治疗的一部分，她应该支付我让她错过的会谈。她说，她有充分理由认为是我疯了。我说我愿意考虑这种可能性，但目前我们别无选择：她可以支付会谈费，我们会继续合作，或者她可以拒绝支付，我会结束她的分析。
 

 她支付了会谈费，忧郁的结构失去了它的把握。【也即不再妄想地认为分析家疯了。】我相信这种引发事件的能力与人类工作中的“恶魔性格”有关，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描述了这一点。
 

B Bernard Penaud在巴黎精神分析学会会谈上报告的临床观察提供了最多的这种现象的非凡的插图。根据他对孩子的心理剧的设计，作为辅助自我的治疗师与参与“戏剧”的孩子的父母没有联系。父母只与BernardPenaud接受治疗。但奇怪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剧，治疗师采取了与他们从未见过的父母相同的语调，手势和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