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住院单位里，理想化与贬抑的起浮是既痛苦又无法避免的。到医院来的患者通常是恐惧、受伤、忧郁或混乱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会把精神科医师与护士理想化。可是，很快的，工作人员会使患者希望获得安全与愉悦的全能希求受到挫折，情形就有所改观了。患者在那时会变得优越而高高在上。他们不再觉得医院可以提供什么。他们忘了不久之前还极力地要求协助。

F.D.是一位三十四岁男性，刚在南加州的演艺事业中小有成就。在他使用古柯碱与海洛因成瘾并导致失去妻子与孩子以及所有财产后，他变得意志消沉。在六周的戒瘾治疗后，他变得心情低落，然后进入长期住院治疗。他说他这辈子大多觉得忧郁与空虚，而使用药物来克服这些感觉，他需要密集的治疗。他选择一家长期住院且颇负盛名的精神科慢性医院，而且深信这些评价不凡的专业人员可以帮助他处理空虚的感觉。

几周内，他开始想知道是否他的治疗必须额外加上一个特殊的健身处方。虽然医院里有安排完善的运动，不过这并不够。他必须到市中心去接受最好的课程——他为什么要接受次级的课程呢？

精神科医师以及团队中的临床工作者最初都同意患者必须限制在目前已经建立好的治疗计划中。由于这样的建议，患者在病患会议中变得优越、高高在上。他觉得其它人都病得比他严重。他认为医师与护士都受困在僵化的理论体制中，而且不了解戒药、参加麻醉药匿名会(Narcotics Anonymous)以及健身计划就可以帮忙他，他是个药瘾者，他对自己的病最了解。只有其它药瘾者会了解。

与其进一步反对患者的期望，精神科医师反而是同理他的气愤。他担心坚持患者必须留在所处方的治疗计划中，会导致他更加被贬抑的感觉。再者，F.D.可能会更努力去贬低他的治疗而把自己的计划理想化。精神科医师同理地说，“当我没有了解到觉得自己很特别对你的必要性之时，你一定对我很失望，正如所有人都偶尔需要觉得自己很特别一样。我们已经决定，或许你最好去参加市中心所提供的课程，不过，我希望你这几天想一想这对你的治疗会造成的影响之后再做决定。”

经过这次介入，F.D.回复到把他的精神科医师理想化的情况。只有这位精神科医师与目前的治疗团队可以完完全全地矫正错误。患者目前认为现在能更清楚了解到这家医院的工作人员有多么地富有人性。由于他的好医师的智慧，他会延迟不只几天，或许是几周之后才到市中心去参加健身课程。

藉由同理患者因无法被同理地了解而感受到的挫败(failure)，一种理想化转移(idealizing transference)关系重新建立了。在F.D.的空虚感以及对麻醉药品的瘾可以控制得好些然后离开医院之前,他还必须要经过更多的理想化与贬抑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