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母性文化主义

以某种角度而言，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之中，荷妮继续1931年对佛洛伊德的作品《文明及其不满》的批评。佛洛伊德的出发点纯粹以父系社会为主。相对地，荷妮是由较小规模的家庭中母女的争议开始，由此获得一个比佛洛伊德更乐观的结论，亦即简单避免个人和社会冲突之道，在于父母鼓励小孩的个体性，而非阻碍它。

1934至1936年间，在纽约和柏林的演讲中，荷妮初步提出上述的看法，后来成为于1937年出版的书籍的主要论点。开始时，她向犹太籍的社工演讲，主张精神官能症的根源并非来自社会对本能的潜抑，而是父母对小孩社会化过程的态度。如果父母在态度上缺乏温暖，小孩就会充满挫折、威胁及愤怒。如果这样的愤怒遭致更多的威胁，盛怒的感觉会被活生生地压抑下来，只出现在幻想中（已经不会再被现实挫折了），包括吃光、粉碎、或撕成碎片等古老的影像，最后就引起小孩子害怕被一些动物、强盗、鬼怪等攻击。为了保护自己，小孩会逃避引发愤怒的情境，发展各式各样的性格防卫，以使敌意及所导致的害怕完全陷入绝境中。

也许他们侥幸得以逃过精神官能症，生命不至于有裂缝，但是这些防卫限制了生命，使之贫乏无力。有个例子是荷妮之前的文章中所提到的学校老师。她把这个个案精神官能症首次的发作，归因于是她丈夫的拈花惹草推翻了她的防卫系统（这防卫系统长久以来不断地抑制她对先生的敌意和怨恨），因为先生介入了她和儿子的关系。荷妮在1935年晚期的多次演讲中，演申《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一书的论点，主要是针对纽约和柏林的精神分析学会（后者因为受到纳粹的压力，有了不接受犹太籍会员的协议，惹来很多分析师的联合抵制）。

在这些演讲中，她把重点放在负向的治疗反应上：有益的诠释之后症状的再出现。关于这点，佛洛伊德将之归因于潜意识中，害怕臣服于被分析师治愈，会等同于臣服被父亲所阉割。荷妮深刻地注意到个案视她如同母亲般竞争的现象，因此将有益诠释之后的负向反应归因于，因为个案似乎将这些诠释视为对自尊的打击，而促动了他们的竞争性。更进一步说，虽然佛洛伊德将个案对症状的固着，归因于因为顺从了内化父系权威的超我而自我处罚，荷妮却将症状的持续，归因于个案害怕自己一旦变好了，会引发他人的羡嫉和敌意，正如在童年时缺乏母性的温暖，在他们心中所引发的这类情感。

再者，荷妮再次运用其母性经验超越了佛洛伊德，个案对诠释的负向反应，也根源于个案在寻求权力和情感之间被撕裂的经验。诠释于是被经验成不同形式的主宰和拒绝，最后的根源还是在于童年时期害怕母性的主宰和拒绝，即使不是直接重复这个经验。这些相关的主题出现在荷妮1935至1936年的社会研究新学院讲课中。她将这些写入1936年暑假在墨西哥假期开始着手的书中（当时她到柏林拜访莉娜塔），她去庆祝第一个孙子卡亚的诞生，送了许多许多礼物给孙子，正如母亲在她小时候所做的。这时的玛丽安已是一位精神科医师，她搬到纽约，接受佛洛姆为期四年的分析。她一点也没有受到他和她母亲亲密关系的妨碍，反而觉得他对卡伦“反复无常的亲近或疏远”的第一手了解，可以帮助她确认长久以来无法理解的事实。

荷妮也搬家了，搬到艾萨克斯之屋，在南中央公园160号。1936年12月，她再度到柏林时，对奥斯卡提出离婚诉讼。有一次她参加布吉塔戏剧的演出时被误认为是一名纳粹政党官员。而她自己的演出，包括在柏林学会的一次演说，之后她广为乔林学院所熟知，此学院是佛尔的侄子所经营策划。他本人十分欣赏她的演说，很明显地，她的演说服从了纳粹对佛洛伊德式语言的禁令。在佛尔的要求下，她送了他一本有关以这次演说为基本立论的书，她在追求他人欣赏这方面，似乎不遗余力。她将这样对爱和欣赏的渴求归因于“长久渴望母亲的爱，这是童年早期生命中未曾自由获得的”。

她在书中写道：精神官能症并非如佛洛伊德所宣称的根源于任何性或攻击的本能，或是和父亲关系中的阉割焦虑，而是源自于缺乏真正父母的温暖。在这点上，以某种角度而言，她回归到佛洛伊德对精神官能症在精神分析之前的说法，亦即并非由任何小孩内在的因素所造成，而是照顾者对小孩外在的苛待。荷妮并不是要责怪父母，而是将他们的失败归因于承受过多的压力。无论如何，她批评用教育理论的名词，和“为他们好”所以不能太宠小孩的说法，或戴上母亲过度关怀的面具，来合理化父母不了解和满足小孩需要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