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精神病和创伤的工作者经常遇到实在的碎片，因为缺乏有意义的语言阻止了无意识中事件的铭记。因此，精神分析治疗的常用工具变得无效;在时间性搁置的这些领域中，是没有生命的领域，没有语言的主体，甚至没有压抑的语言。事实上，在无生命的领域，这个主体还没有形成。事实上，这些案例的关键在于主体的出现，这是一个故事的主体。这不是一个被检禁的故事。所发生的正是一个被抹掉的主体、故事的主体、被缩减为废物的然而仍然存在的那个主体的浮现 。（Galileo浮现在脑海中：“而且，它仍然转变。”）遭遇灾难的人--Davoine和Gaudillière证明，在所有灾难中，那些被信任的人，那些被爱的人 – 转化了另一个人。另一个人是象征秩序的保证者，成为了一个必须在一个没有价值的世界背景下解读的符号和形式的表面。在这个僵化的位置，分析家试图内化患者的痛苦，同时，寻找让患者内化他（分析家）的话语的方法。
 

正是在这两个尝试的技艺的空间之间，一个主观性的主体才能诞生，这是一个具有温尼科特过渡客体特征的主体。如果可以创造出这种过渡主体，那么他可以让分析家和患者在一个位于实在界边界的相遇中继续前进，在那里松散的形式和图像得以展开。主观性主体的创造主要取决在治疗师。对于精神病学家来说，正是分析家将无意识置于运动中。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回忆了他代表患者所做的梦，或者他自己的历史细节，这与患者的是一致的。如果我们承认精神病是一种手段，让主体通过刻下不可交流的实在来尝试存在的话，那么分析家叙述的故事和梦就是一种手段，像虚构一样来限制这个实在界。治疗师的欲望发现，除了疯狂之外，已经离他研究的基础的主体，他的症状所存留的待开拓的那个基础，这是一种必要的条件 - 但是永远不够 – 对他来说，在寻找大写之物中，有一段时间被接受为陪伴者。
 

这是因为，在与精神分析家接触之前，没有其他人能够对主体的真实经历作出回应。现在，对于这种过渡性的主体来说，能够出现的主观性的主体，正如我经常说的那样，最好是分析家是一个鲜活的主体。但是，正如达沃因和高迪利一样，我们强调，这个鲜活的人也曾幸免于难。作者克劳德巴罗斯确认了这一观点。精神分析是唯一可以对创伤采取行动的过程，它可以找到一个断裂点的痕迹，这是前一次幻想和梦得以具有其位置的地方。这些主体遇到了死亡，他们自己的死亡，但是他们遇到的这次死亡面对面并没有任何的表象。

Davoine和Gaudillière补充说：这次死亡没有任何表象，除了有时通过另一个令人震惊的话题。共振和交换。这些观察结果阐明了许多临床和认识论的情况。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 通常的精神分析方法在精神病的背景下是不充分的，因为这种方法依赖于表象，而精神病患者的经验没有铭记在压抑的无意识中。【即是铭记在实在中，作为字母。-译者注】 尽管死亡事件已经发生，被压抑的潜意识并不表征死亡，特别是他自己的死亡。
 

- 这就是为什么时间停滞不前，变得僵硬：当一个人继续存在时，不可能将自己的死亡说成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最多可以效仿比昂，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次战斗后宣布：“我死于阿登”（比昂是英国精神分析学家，弗朗索瓦斯和让 - 马克斯为他们的研讨会奉献了好几年来研究他）;

- 由于没有用言语交流的表象，所以主体只能显示他的经验;
 

- 但是既然展现没有表象的体验也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个问题显示的是与体验相关的恐怖的情感，一种仍然存在的影响，它完全侵犯了他与世界和他人的关系。治疗师被要求接受并分享这种情感。没有这个，就不可能有相遇。但另一个条件也是必需的：治疗师从他自己恐怖经历的地方去遇见这种恐怖，无论他们是出现在他的个人历史和/或可怕的社会历史事件中，这些事件都标志着他的生活或者借此他被标记。如果没有动员这些精神区域，在没有这种承诺的情况下，病人将无法离开死亡的区域;
 

- 最初，疯子和精神分析师作为对话者之间相遇的原因不在于后者所作的任何解释，而仅仅是他的存在，或者他对这种痛苦的尝试性的在场，他承认这是不命名的事物。